外媒：美國外交政策處在十字路口

【本報綜合參考消息網報導】日本《讀賣新聞》10月19日發表題為《超越“孤立主義”爭論，開始大國義務討論》的文章，文章稱，假若收縮政策成為明年總統選舉的論爭點，美國就應該停止圍繞孤立主義的錯誤討論，來認真談談關乎未來外交政策的三個根本性課題。文章內容如下：

美國搖擺不定

很多人不滿奧巴馬總統近日在聯大會議上提及對抗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時過於強調運用外交手段，而較少提到行使武力。這被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大膽地對敘利亞進行軍事介入進行對比。2016年總統選舉的前哨戰方興未艾，共和黨候選人甚至指責“奧巴馬奉行孤立主義”。

但這種指責實際上都是黨派政治鬥爭，缺乏政策分析基礎。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芬·謝斯塔諾維奇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正在“擴張論”和“收縮論”之間搖擺不定。這是對當前局面的更準確的分析。

“收縮主義”不是孤立主義，而是調整戰略目標和手段。二戰後採取收縮政策的總統有艾森豪、尼克森、卡特以及現任總統奧巴馬。客觀的歷史學家不會將上述總統稱為孤立主義者。

艾森豪1952年參選總統就是為了反對宣導孤立主義的共和黨最有力候選人塔夫脫。上述4位總統中認為美國在衰退的只有尼克森。與二戰期間強烈反對支援英國和參戰的真正的孤立主義者相比，上述4人都是強大的國際主義者。

將奉行收縮主義的時期與過度參與海外事務的時期相比，美國在後者期間蒙受的損失更大。歷史學家可以輕而易舉地為此提供佐證。

1913年至1921年在任的威爾遜總統奉行理想主義外交，作為反彈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呼聲高漲，導致對崛起的德國希特勒政權應對遲緩。上世紀60年代的甘迺迪、詹森兩位總統執政期間越戰激化，導致70年代美國轉向國內。後來布希總統下令進攻伊拉克，這是今天需要實施收縮政策的源頭。

假若收縮政策成為明年總統選舉的論爭點，美國就應該停止圍繞孤立主義的錯誤討論，來認真談談關乎未來外交政策的三個根本性課題，即“劃撥多少預算給國防和外交”、“對海外事務介入到何種程度”、“是否採取多邊主義政策”。

明確基本課題

第一大課題即美國需要在防衛和外交上花多少錢。有人認為這一領域必須壓縮開支，這是錯誤估計。當前美國的國防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僅是冷戰巔峰時期的一半以下。

問題不是“要槍還是要黃油”，而是“要槍，還是要黃油，或者增稅”。如果無意增稅，那麼國防預算就勢必爭搶教育、基礎設施、研究開發等的預算份額。

第二大課題是美國對他國的國內事務要用什麼方式、干預到什麼程度。奧巴馬總統說，如果美國和盟國的安全受到威脅，有必要的話美國可以單獨行使武力。那麼如果不是上述情況，而是出現獨裁者大量屠殺本國國民，他國要求美國從人道主義立場進行干預的情況，應該怎麼辦？不應單獨介入，只有在勝算很大的時候才能行使武力介入。

這些原則都無可厚非，但如何確定判斷標準一直是難題。

近兩個世紀以前，美國國內要求介入希臘獨立戰爭的呼聲令第六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頭疼不已，說出了那句“美國沒有必要去國外尋找怪物並將其消滅”的名言。但像今天的敘利亞內戰，克制介入導致“伊斯蘭國”組織這樣的恐怖組織蔓延，又如何是好？

不過美國還是應該與侵入和佔領劃清界線。在民族主義高漲、市民社會運動方興未艾的時代，外國軍隊實施佔領必然招致仇恨。這是上世紀50年代艾森豪得出的明智結論。那麼不佔領又可以做什麼呢？光是空襲和培訓他國軍隊是否足夠？特別是中東，各種革命可能持續幾十年。說要兼用硬實力和軟實力，也並非易事。

聽聽明年總統選舉的候選人近期的發言就會發現，關於上述兩大迫切問題的討論已經拉開序幕。但危險的是，第三大課題——美國如何強化各種制度、建立國際合作網和提出政策來應對超越國界的問題，卻被忽視。

內鬥損耗實力

要生成上述制度、合作網和政策，需要最強有力的國家發揮主導作用。但不幸的是，美國的內政常常阻礙美國去發揮這種作用。參議院為了本國利益而不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就是一個例子。實際上解決南海主權紛爭也需要該條約的支持。

美國還向新興國家承諾修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比例，這對美國而言幾乎也沒有任何損失，但國會卻橫加阻撓。其結果是為中國主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造了條件。

此外，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11月底即將在巴黎召開，而美國國會仍強烈反對設立二氧化碳排放量上限。

對他國的問題投入多少資金、如何介入遠離美國的危機，這的確是重要課題。同時，美國國民也應警惕視本國為特例、以“例外主義”為藉口採取獨善其身的態度。如果他國認定美國國會總是妨礙國際合作，那麼美國又如何維持全球領導力？關於該問題的討論尚未開始。